當人體略感寒意、當口中呼出的氣體眼睛清晰可見、當播下的麥子從土里生出嫩苗，這一切預示著鄉間農閑季節到來了。這時，人們便會見到一些左手執云板，右手提鼓架，身后背大鼓，亦或肩挎墜胡，手拿腳踏板與身背揚琴的人，行走在鄉間的泥路上——這便是唱書匠。
在蘇北淮宿徐一帶的農村，大凡五十歲往上的人，不論男女，當年幾乎都聽過鼓書與琴書。因這鼓書與琴書是靠嘴唱的，人們就將唱書人稱作“唱書匠”。在農人們眼里，靠手吃飯的稱匠，靠嘴吃飯的也應稱匠，都是謀生，沒啥區別。
我記得，唱書匠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亳不夸張地說，是當時最吃香最受老百姓喜愛的藝人，他們當時是鄉間一道極其亮麗的風景。
那個年代的農村，不僅物質生活貧乏，文化生活同樣貧乏——沒有報刊雜志，沒有電影電視，唯一的娛樂就是收聽有線廣播，但因其收聽不靈便且時間短，滿足不了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好從唱書匠那兒尋求精神享受。
鼓書與琴書在唱時，還要輔以架子鼓、鋼板或手板，以及墜胡、揚琴、腳踏板之類的樂器。樂器用架子鼓、手板的稱“鼓書”，用墜胡、揚琴、腳踏板的則稱“琴書”。鼓書語言詼諧幽默，唱腔高亢起伏；琴書曲調悠揚婉轉，旋律優美。
唱鼓書的，一人即可完成，左手夾板，右手執棒。而唱琴書的則必須再有一人彈琴方可。唱書匠一面敲拉樂器，一面唱，整個人完全沉浸在表演的氛圍中，就像演員演戲一樣，該喜時喜，該憂時憂，該樂時樂，該悲時悲，極富感染力，把聽眾的情緒完全調動起來，于是眾人跟著書中的人物一起悲、一起喜、一起愛、一起恨……
鼓書與琴書，作為一種民間文化藝術，老百姓愛聽，政府文化部門自然積極保護、引導、推廣。當時，縣文化局與文化館聯手，舉辦全縣唱書大賽，為優勝者頒發獎狀獎品，并請第一名進縣廣播站播音間演唱最拿手的整部大書。
消息一出，全縣的唱書匠都積極報名，都想一展身手。因報名人數太多，考慮到時間及資金等因素，先在各公社初選，能在公社比賽中獲前三名的方可參加縣里的大賽。公社比賽場地設在寬闊的露天場地，唱書匠每人居一處，待主持人一聲“開始”后，便全部開唱。評比標準手法新穎也簡單，最后就是看那個唱書匠身邊圍的聽眾多即獲選。
縣里的比賽要正規多了，場地設在影劇院，有評委。比賽方式與公社大不一樣，按事前編號，依次上臺，每人三十分鐘，參賽作品由主辦方提供，通常不下三篇，唱書匠可選其中一篇。待全部選手演唱結束，評委現場口評，加上聽眾舉手表態，最后評出一二三等獎。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七二年那年縣里唱書大賽的第一名獲得者是我的同莊唱琴書的王友庭——外號王瞎子。
王瞎子之所以能獲此殊榮，除了墜胡拉得好，還因他唱書極具感染力，他會演口技，能學出各種聲響，金戈鐵馬，打斗撕殺，風雨雷電，無不模仿得活靈活現。當然最特別之處，王瞎子唱書總是帶著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對美好正義忠貞的人物事件，極為褒揚贊譽，對邪惡奸侫的人物事件，則大加鞭撻嘲諷。
王瞎子自從在縣里獲獎后，名氣大增，喜愛者眾多。農閑時節，邀請王瞎子前去做場唱書的莊子排成隊，只要被接出去，他個把月休想抽空回趟家，待到哪天回家時，肯定嗓子眼已經唱啞發不出聲了。
王瞎子唱的最拿手的兩部書是《岳飛傳》和《楊家將》。我最愛聽的也是這兩部。應該承認，在文化生活極其貧乏的年代，王瞎子與其他唱書匠確實起到了傳播精神文化的作用。像我周圍這些五十歲往上的人，就是從唱書匠那里認識了岳飛、梁紅玉、楊繼業、穆桂英這些歷史人物，也是從這些唱書匠口中知道什么叫忠奸，什么叫善惡，什么叫美丑。
王瞎子及其他唱書匠的表演遭受冷遇，并徹底清閑下來，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了收音機，個別經濟好的人家還買了電視機。人們白天打開半導體收聽劉蘭芳、單田芳的評書，晚上打開電視觀看連續劇和晚會。劉蘭芳、單田芳演播的評書當然比唱書匠效果好，連續劇、晚會更是花樣翻新，誰還會再去聽他們唱書呢？
